在上海，土耳其人诺扬•罗拿有着多重身份：外交官、银行家、志愿者……他是中国和土耳其两国建交后第一位在华取得硕士学位的土耳其公民。他去过中国很多地方，最后选择扎根上海。
谈到喜欢上海的理由，诺扬说：“上海是我的家，在这里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也力所能及地帮到了一些人。我欣赏上海的‘包容’，欣赏上海人办事的高效率和契约精神。 ”11月28日，在陆家嘴的一座商务楼内，不久前获得2012年度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的土耳其担保银行驻沪首席代表诺扬•罗拿接受了记者专访。
洋眼看上海
问：现在说得最好的一句上海话是什么？
答：有很多啊，每天都在说。比如，侬开心伐、切饭、开会。
问：您对上海哪条街道印象深刻？
答：湖南路、武康路一带。比较安静、人比较少，建筑有特色。都是老的别墅、小洋房。
问：对上海的市政建设有什么意见建议？
答：上海应该保护好老的建筑，不要把它们拆掉盖高楼。还有，建筑之间不要靠得太紧。比如，在陆家嘴，不到500米之间，有3个上海最高大厦：环球中心、金茂大厦、上海中心大厦。一个大厦如果有5000个人，3个大厦里就有15000人，他们同时上下班会对交通有怎样的影响呢？另外，不要忘记绿化。陆家嘴只有一个中央绿化带。不要总从经济角度看问题，对于建筑来说，忽视了空间也不好。
结缘中国
迷恋中国历史 说中文带着上海腔
移居上海多年的诺扬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话语间还夹杂着京片子和上海腔：儿话音很多，但征求别人意见时，结尾习惯带一句“阿是”。诺扬最早与中华文化结缘要回溯到1978年，当时诺扬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汉学系学习。
诺扬说，起初选择汉学系是因为对历史感兴趣。“因为汉学系的专业课涉及到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最为浓厚。因为古代土耳其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有所关联。古代土耳其人曾在中国北部生活过，当时的土耳其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汉朝以前，土耳其的历史都是用中文写就的。所以要了解土耳其的古代历史就必须涉猎中国的古代历史，熟悉中文。 ”
以前在土耳其，一边工作一边读大学是很普遍的事情。诺扬说，有些人就是白天工作晚上读大学，也有一些大学的课程专门设置在晚上。 18岁时，诺扬考取了土耳其的国家公务员，在一家汽车厂做会计工作。在本科学习前两年，诺扬的生活就是学校、工厂两边跑。
后来，诺扬觉得汉字“越琢磨越有意思”，就辞掉了工作，整天泡在校园里学中文。 “当时很多人以为我是老师，这个人怎么天天在学校？ ”本科毕业后，诺扬幸运地拿到土耳其政府的奖学金，在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的中文，接着又来到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是魏晋史。他也是迄今第一位在中国取得硕士学位的土耳其公民。
扎根上海
转变职业跑道 欣赏上海的契约精神
1986年在武汉大学毕业后，诺扬进入土耳其驻华大使馆工作。1996年，诺扬来到上海，筹建土耳其驻沪总领事馆。当了3年领事之后，诺扬换了一条跑道“下海经商”，牵头成立了土耳其担保银行的驻华代表处。
代表处到底开设在哪里？ “起初我们有两个选择，分别是北京和上海。 ”诺扬对记者说，“上海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也是金融中心、船运中心之一。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把银行代表处开在这儿，我就自然留在了上海，这一待就是十几年。在上海我做了很多工作，上海也赐予了我很多。我喜欢这座城市，现在也证明我们当初选择上海是对的。 ”
在诺扬眼中，“上海是一座‘包容’的城市。我刚来上海时，很少能在马路上听见普通话，全是上海话。还有马路上很少看到外地车辆；现在的情况是，走在街上反而很少能听到上海话了。 ”
诺扬因为工作学习的关系，在很多城市都生活过，如今落脚上海，一待十几年。他说，“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生活起来比较便利，市政设施很完备。上海的硬件绝不比纽约、伦敦这些国际一线城市差。有些地方甚至比他们还要优越。还有一个因素是上海的服务理念很先进。办事规矩，工作效率在全国来讲都算比较高的。 ”
他反复提及这几个词：制度、规矩、游戏规则。“上海人讲究规则，注重契约精神。在上海，制度是超越人情的。在达成一件事的过程中，人情起到的作用并不大。比如，你把所有的证书、文件、表格、盖章一项项都办妥。即便手续齐全，在国内有些城市也不一定能迅速办成。按程序可能10天办好的事情，如果你有熟人，可能3天就能拿到；如果没熟人，可能就会有很多麻烦。 ”
“但在上海，你和办事单位关系再好，或者完全不熟悉，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照规矩办事。契约内该履行的义务，不会有分毫缩水。 ”
情系上海
想做实际事儿 当起银行界的外交官
做了十四年外交官，诺扬想做点实际的事情。其实，在筹备土耳其担保银行代表处时，诺扬以外交官的身份也参与过一些准备工作。 “但外交官起的是纽带作用，把中方、土方联系起来。可外交官看不到结果，双方是否达成合作意向，外交官没办法看到，这也是我的工作所限制的。转行为银行家，我可以看到生意是怎么运作的，银行家涉及的事情比较实际。”
他也说，如果不是因为在上海，就不会跳槽下海。毕竟外交官也是一份受人尊重、很体面的工作。留在外交部的话，两年以后就要回到土耳其，还要在土耳其国内再待两年才能回到中国。从大环境来看，上海是很活跃的一座城市，外国银行在这里也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长远来看，离开外交部更符合诺扬的个人发展目标。
“非常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给了我继续留在上海的机会。你问我还会跳到哪里么？答案是不会了。 ”
根据中国银监会的规定，外资银行的代表处不能做任何盈利的银行业务。如果土耳其担保银行的土耳其个人、企业客户想到中国来投资某个领域，就得找代表处。现在，诺扬所做的工作像是银行界的外交官，但不只是传声筒，而是能落实一些事情，能看到一笔钱投资到位，到最终项目落成这个结果。“这比较符合我的性格。现在土耳其的很多火电站都由中国的公司承建，有些已经落成发电。土耳其的火电站可以由私人拥有。比如，有些人有土地，想盖一座火电站，所以就请中国的企业来做‘交钥匙工程’。钱哪里来？就是土耳其担保银行贷款给他们的，这当然也需要一定的资信审核。之后这个火电站将电卖给国家，银行再收到贷款和利息。整个项目融资跟下来，会很有成就感。 ”
自愿当“啄木鸟”因为爱上海所以“挑刺”
在诺扬办公室的书柜上，有着几十本荣誉证书和聘书，证书上的落款分别有上海市排水管理处、济南希望工程办公室、长宁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虹桥街道……
诺扬的正职工作很忙，可他却把志愿服务工作看得同样重要。地铁纠错、居委会清扫垃圾、资助十个困难孩子……上海市民巡访团有“一百零八将”，他是唯一一个外籍“好汉”；在上海市消保委，他是唯一的外籍委员；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诺扬是长宁区外国志愿者团团长，他组织大家当“啄木鸟”，到公园、商场等公共场所纠错。比如，他发现番禺路的英文标识“PANYU ROAD”被写成了“PANNU ROAD”，为此专门写信给市政府。诺扬最近还有个“随手拍不文明现象”的习惯，比如乱停车、乱穿马路等，手机里都是他“挑刺”的成果。
“我最近有个不太成熟的计划，就是为交规路标纠错。 ”诺扬拿着手机给记者看，“你发现有什么不对了么？比如道路限行的这个路标，应该是车子在下，红线在上，现在你在路边看到的都反过来了。同样有待修正的还有禁止鸣笛的路标，应该是喇叭在下，红线在上。 ”
“因为爱这座城市，所以爱给它挑刺。 ”诺扬说，我们住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处在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中。一个社会是好还是坏，人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每个人都做一点好事，就能给周遭的人带来快乐、幸福。这无论如何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你的情绪，影响到你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我有一点力量，去奉献给别人，这是自然的、应该的。
诺扬的处世观让人想起英国诗人约翰•唐恩的名句：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中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积极建言献策 国际金融中心关键靠人才
诺扬认为，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本身就有着很好的历史背景。早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就是当时的中国金融中心。诺扬认为，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硬件配套上，已经做到位了。
但要成为比肩纽约、伦敦等城市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需要改善的是软件：比如金融服务升级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也需要进一步拓宽；比如外汇管制，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开放都要逐步放宽，过多的行政干预对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利的；另外，金融人才的缺位也值得注意，“中国喜欢‘动’，如何培训并留住金融人才，是个问题”。
涉及到一些金融政策的改革，诺扬也认为，不能一蹴而就，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支持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这个蓝图规划，在政策上对上海有一些利好倾向。等到软件配套齐备，上海将成为一个标准的，甚至超标准的国际金融中心。
